吳曉波：致敬四十年(演講全文整理) | 吳曉波年終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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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講/吳曉波（微信公眾號：吳曉波頻道）
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，有一種叫偶遇，在人生的拐角處，突然遇到你；有一種叫奔赴，雖千里萬里，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；還有一種是等待，我在這片草地上，這片星空下，一定要等到你的出現(xiàn)；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，此時此刻在靈山·梵宮遇見大家，非常感恩。
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。
但是今年呢，年終秀有些特殊，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一個特別的時間點上——四十周年。很多朋友讀過我那本《激蕩三十年》，這本書已經出版十年了，寫那本書的時候我還不到四十不惑。十年過去了，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，叫做《激蕩十年，水大魚大》。【點此購買新書】
我是一個寫作者，也是跟這個國家一起成長的親歷者。
從1978年到2018年，這個國家就是一艘駛往未來的大船，她在風雨縹緲之中，每一代人離開她的時候，都心懷不甘和不舍，而下一代人，他們非常感懷自己的前輩，但是他們注定反叛，這就是這個國家正在發(fā)生的進步，也就是我們剛剛度過的改革開放整整四十年。
數(shù)據(jù)里的四十年
接下來我用幾個數(shù)據(jù)，跟大家回顧一下，我們所有的國民們、兄弟姐妹們干了一些什么事。
經濟總量：1978年，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占到了1.8%，是一個看上去非常龐大的但同時極其貧窮，或者說微不足道的落后國家，今天我們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經濟總量已經占到了全球的14.8%。
人均GDP：40年前，我們的人均GDP只有384美元，在全球200多個國家中排在倒數(shù)第七位。今年結束，我們的人均GDP將達到9280億美元。也就是說，我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了。
恩格爾系數(shù)——我們每個月賺的錢里拿出多少用于食品：40年前，我們每賺100元會有60元拿來買大米、醬油、雞等等。今天，大概全中國老百姓每個月賺的錢里40%用于食品，60%用于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，用于更多符合我們美好生活概念的商品。
摩天大樓：40年前，中國最高的大樓沒有超過200米的，所謂的摩天大樓是我們夢中想象的，帝國大廈那些。今天，全世界最高的10幢大樓中有8幢是我們中國的。
世界500強：40年前，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(yè)，一家都沒有，全部都是國營企業(yè)，也沒有世界五百強。今天呢，2017年世界五百強中我們的企業(yè)數(shù)量已經達到了115家，其中有超過25家是我們的民營企業(yè)。
中產階層：1978年，全中國人民一樣窮，中產階層是一個要被反對、被鄙視的名詞。大家都是無產階級，啥也沒有。今天，中國的中產階層人口數(shù)量從0增加到2.3億。這比除了美國以外，任何發(fā)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。
奢侈品消費：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實在是全世界奢侈品品牌最喜歡的人，全球每年奢侈品的70%是各位花掉的。而且這批購買奢侈品的消費者平均年齡39歲，美國奢侈品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多少呢？比我們要大15歲。而美國網(wǎng)民的平均年齡比我們大5歲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中國起碼是一個比美國年輕10歲的國家。
汽車：1978年，說起來很可憐，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量是10萬輛，那時候幾乎沒有一個私人擁有汽車，如果你當時到一個縣里去的話，只有縣長和縣委書記有一輛車，叫做公車。但是今天呢，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，到2017年年底，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要達到2940萬輛。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層家庭的標配，一個基本的配置。
世界如何評論中國
為了今天的年終秀，我還專門翻了《時代周刊》，給大家看幾張封面。
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小老頭，到今年整整去世20年。40年前，是他帶領這個國家走出了階級斗爭，被《時代周刊》定義為當年的年度人物。
第二張是1984年，一個長得很像王寶強的同學，拿著一杯可樂，站在長城上。在1984年，可樂在某些城市、某些媒體上還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身份和消費的表征，是資產階級侵入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征物，這位同學拿著一杯可樂站在長城上，標題叫做“中國的新面孔”。
1984年中國開始搞城市體制改革，馬路上出現(xiàn)了很多廣告牌，可口可樂是當時一個非常重要的西方商品。再接著，就看到中國所有城市的圍墻，一堵一堵地消失，越來越多的馬路邊開始出現(xiàn)個體戶，開始出現(xiàn)商販，開始出現(xiàn)民營企業(yè)。
2013年，《時代周刊》出現(xiàn)了一張封面——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，就像一個娃娃在吹泡泡一樣，這個泡泡馬上要被吹破了。
但是僅僅過了四年，同樣是這本雜志，刊登了一篇文章叫《中國贏了》。因為他們的總統(tǒng)特朗普要來中國訪問，為了拿到我們2000億美元的訂單，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。
你看，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志，我們就會發(fā)覺，這個國家的變化并不是一天之間發(fā)生的，它發(fā)生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。
到今天，舉辦我們這場年終秀的時候，改革開放將滿四十周年了。今天在座的所有人、所有家庭，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街道、每一棟大樓，都發(fā)生了巨大的變化。但是你會問，這怎么發(fā)生的呢？怎么解釋呢？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，都看到了這個國家的變化，但是都不知道該怎么解釋它。
這個人叫費正清，他在20多歲博士畢業(yè)時就來到了中國。1940年代中期，他寫了一本書叫做《美國與中國》，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國和美國對照起來的一本書。1972年尼克松訪華，公文包里放的唯一一本書就是這本。
在這本書中，費正清說，中國這個國家正在發(fā)生一場現(xiàn)代化運動，這場現(xiàn)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呢？是她決定放棄自己國家所有的傳統(tǒng)和制度，然后把西方所有的文明和制度包括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，所以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就是西方不斷沖擊我們，我們不斷作出反應。
同時，這個東方國家所有的成功或者失敗，是沒有成為另外一個西方國家標的物的。在很長時間里面，這個“沖擊—反應模式”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即將開展的現(xiàn)代化道路的一種共識。
1990年代初，在費正清去世之前，他又寫了一本書叫《中國簡史》。在這本書中他說，對不起，我錯了。又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，他說，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發(fā)展，很可能不是一個沖擊—反應的結果，而是什么呢？是一個自身內在基因變革和內在發(fā)展沖動的結果。所以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道路具有她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。
但是很可惜，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以后就去世了。這個動力源到底是什么？內在需求到底是什么？他沒來得及解釋，而那個時候的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(fā)展得讓人恐懼。
又過了幾十年，羅納德·科斯，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，新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，在他102歲年去世前的最后四年，寫了一本書——《變革中國》。他有三個結論：
第一句話，1978年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(zhàn)以后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。
第二句話，中國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幾年內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。當然他說我可能是看不到那一天了，我將長眠地下，祝福中國。
第三句話，雖然中國很成功，她的發(fā)展還會得到延續(xù)，但是，中國的經濟發(fā)展，沒有辦法用傳統(tǒng)的西方經濟學來解釋。中國改革的成功，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后果。
布熱津斯基，美國的戰(zhàn)略家，曾經講過一句話：西方人關于中國的認識，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，另外一半理解了，但是對不起，理解錯了。這是一個美國最杰出的戰(zhàn)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。
正是因為這些聰明的大腦，對中國的發(fā)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認知的模糊，所以我們看到，在過去四十年里，中國經濟發(fā)展的同時，一次一次——在《激蕩三十年》和《激蕩十年，水大魚大》里，我簡單算了一下，起碼五次——1989年、1998年、2001年、2008年、2013年，有五次被西方學者認為，這個國家就要垮了。
做出這些預言的人，有的是諾獎得主，有的是全世界最杰出的金融投機家，有的被稱為“末日博士”，是一個經濟學天才，有的是律師，一次一次的預言中國經濟可能崩潰。但是當我們今天做年終秀的時候，中國經濟還沒有垮。
那么，問題就來了，中國經濟四十年發(fā)展走到今天，它的獨特性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我們到底做對了什么？或者說我們今天走到了怎樣的一個階段？
水大魚大，水好水差？
上個禮拜我出了這本新書以后，去北京參加了一場活動，北京大學國家發(fā)展研究院主辦的一場媒體見面會。周其仁老師也來參加我的活動。
我這本新書叫《激蕩十年，水大魚大》，“水大魚大”就是在今年4月份杭州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峰會上周老師告訴我的。當時我說我正在寫一本書，關于2008年到2018年的中國經濟史，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個十年的話是什么。周老師一邊吃著快餐一邊跟我說，有一個詞蠻好的，叫“水大魚大”。后來我就拿這個詞做我的書名。
上個禮拜在北大，他也做了一次演講，關于我這本新書。演講中他提到了一個很有趣的設問：中國經濟規(guī)模發(fā)展得很大，過去十年經濟發(fā)展得也很快，經濟總量增加了2.5倍，變成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，城市化率增加了12%，那么，這個水和魚——所謂的水就是經濟環(huán)境、制度環(huán)境，所謂的魚就是企業(yè)——到底是個什么樣的關系？
他說，如果說水不好，中國的經濟環(huán)境很差，不適合辦企業(yè)，那么115家世界五百強是怎么來的？今天在座各位是怎么來到這里？二三十年前我們在座的地方是一片農田，怎么變成梵宮的呢？如果水不好的話，怎么來的大魚呢？在座各位口袋里的錢哪里來的？2.3億的中產階層怎么出現(xiàn)的？沒法解釋。
如果水很好，中國有全世界最好的營商環(huán)境，是最適合賺錢的國家，那么為什么那么多魚死掉呢？我寫過兩本《大敗局》，我認識的很多聰明人都在那兩本《大敗局》里，中國每年有很多企業(yè)非正常死亡，到今天還在發(fā)生這樣的事情。他們?yōu)槭裁磿钦Ｋ劳瞿兀?/div>
今天很多的中國企業(yè)家，40年來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錢，但是他們移民了。2016年，美國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，92%是咱們中國人。為什么要移民呢？他們?yōu)槭裁从X得這個國家不安全呢？那種焦慮從哪里來的？周老師提的這個問題，今天在很多人的心目中，仍然是一個問號。
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
發(fā)生了什么呢？這也是我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，寫《激蕩十年，水大魚大》時不斷在問自己的一個問題。我在書里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，今天拿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。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，才能走到今天這個地方。
一、制度創(chuàng)新
這四十年的變革，是無數(shù)宏觀制度、產業(yè)制度，不斷被創(chuàng)新，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。所以制度的變革，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(fā)展的第一動力源。
但是中國改革，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魚非正常死亡？最大的原因是，中國的制度創(chuàng)新，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，不是某一天有一群這個國家最聰明的腦袋，關在房間里，把12345寫完，然后昭告天下：我們就按這個路線圖一直往前跑。中國的制度創(chuàng)新，建立在這么一句非�？尚Φ脑捝希�“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。”
這句話是1990年代中期，我有一次到溫州調研聽到的。有一個叫陳定模的人，他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。請我喝酒時，在席間講了一句話，他說：吳先生，你知道嗎，中國改革開放，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，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。我當時聽到這句話真的非常震撼，后來我把它寫進了《激蕩三十年》。
回過頭來你想，中國的聯(lián)產承包責任制、國有企業(yè)的放權讓利改革、稅收制度改革、社會保障制度改革、金融企業(yè)改革。哪一項改革是頂層設計的結果？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、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(xiàn)有法律的結果？中國的制度創(chuàng)新，先天帶有違法的特點。
二、容忍非均衡
最近有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？叫《芳華》，講的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，中國的一個文工團。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的時候你會發(fā)覺，這個國家其實也挺其樂融融的，每天敲鑼打鼓，每天喊口號，每天餓肚子，每個人都一樣地窮。
1978年以后改變了什么呢？當中國改革開放以后，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。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，有的人要考大學，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，一個集體主義、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。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說，這叫什么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(fā)生。
但是你會問，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呢？是那些智商最高的？長得最好看的？學歷最高的？是這一撥人嗎？不是的。因為當年這一撥人在政府里，在軍隊里，在高校里，在國有企業(yè)里，大家都挺安逸的，沒有離開。
誰先富起來的？那些長得難看的、不識字的、犯了前科的，那些農民，那些投機倒把分子。所以，容忍非均衡的結果，不是在座的人里面最優(yōu)秀的先富起來了，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。
所以你會發(fā)覺，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，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(yōu)秀的人，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沒有關系，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，跟你所在區(qū)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，只有一個關系——欲望，你愿不愿意富起來，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。
與此同時，國家開始把一個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弄翻，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(yōu)先發(fā)展戰(zhàn)略。今天來的朋友如果是從東北、西北來的，你們看到這句話會很生氣，但是從廣東、福建、江蘇、浙江、山東來的，你們就很高興，因為你們屬于那些被容忍發(fā)展的區(qū)域。
然后，我們對外企實行了超國民待遇。與此同時，我們在這個國家畫了很多很多的圈，叫特區(qū)、開發(fā)區(qū)、實驗區(qū)、自貿區(qū)、自由港，這就是一些被允許富起來的區(qū)域。這些區(qū)域中的人和企業(yè)，獲得了優(yōu)先發(fā)展的機會。
三、巨國效應
這個詞是我跟經濟學家管清友今年去瑞士時兩個人聊起來的。他說中國的發(fā)展是什么原因？是因為各位的腦袋比歐洲人、美國人、印度人更聰明嗎？我覺得我們比他們更勤奮，但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是我們的確處在一個非常巨大的國家之中。
我寫《激蕩三十年》的時候，曾經用過一個例子。1978年年底，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，開完以后有一個美國人——柯達膠卷的全球總裁看到《人民日報》以后，飛到香港，站在香港遙望對岸，心潮澎湃：我終于找到一個能發(fā)大財?shù)牡胤搅�，那里�?0億人口，每一個人買我一個膠卷的話，就是10億膠卷，買兩個就是20億膠卷。
別的沒有多，就是人多。
所以你看，四十年來我們的發(fā)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的關系。1978年，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2%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，今天多少呢？今天將近60%了。1990年，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，今天有2.3億人了。
至于中國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人口，今天中國有2家互聯(lián)網(wǎng)公司，一個叫阿里，一個叫騰訊，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。是兩個馬老師長得很好看嗎？是他們的智商比身在硅谷、倫敦、巴黎、東京，同時代的這些60后、70后更聰明嗎？好像不是的。
隨著互聯(lián)網(wǎng)人口的增加，中國一定會出現(xiàn)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，無非是創(chuàng)始人可能叫馬云、叫李云、叫張云。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會出現(xiàn)這個人。為什么呢？因為我們有太多的互聯(lián)網(wǎng)人口了。你推出了一款網(wǎng)絡游戲，在別的國家有100萬人玩，在中國可能同時在線8000萬人。
所以，人口基數(shù)、人口紅利，給很多中國企業(yè)造就了巨大的優(yōu)勢。
四、技術破壁
任何一個后進國家、發(fā)展中國家，不斷進步迭代，依靠的是兩種能力。
一種是制度變革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的，直到今天還在發(fā)生，就是：制度是可逆的。現(xiàn)在很多民營企業(yè)家朋友抱怨，說什么呢？說我們的政策，像個旋轉門，門開了進去以后，轉著轉著我又回來了，又像天花板，這個天花板有的時候有，有的時候沒有。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。
但是，有一個東西不可逆，叫做技術變革。各位想想，今天中國很多的產業(yè)變革，金融產業(yè)變革、通訊產業(yè)變革、媒體產業(yè)變革，是制度變革帶來的嗎？不是的。所有的牌照，仍然牢牢地抓在有關部門手里。但是，因為有技術的革新，使得你的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。技術破壁，是一種新的不逆的動力。
所以你回過頭來看，這個四十年來，中國的發(fā)展，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。
1980年代，中國制造業(yè)的發(fā)展是一個全球化背景下產業(yè)大轉移的結果。歐美國家隨著他們勞動力成本的提高，能源價格的上漲，白領人口的增加，沒有人愿意做工廠，怎么辦呢？好，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(qū)。剛好這個時候，中國打開了國門。所以整個80年代，中國是一個進口替代，打開國門迎接全球化的過程。
到了1990年代中期，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，制造業(yè)開始出現(xiàn)飽和了，這個時候出現(xiàn)了互聯(lián)網(wǎng)經濟。中國趕上產業(yè)革命的末班車，同時趕上了互聯(lián)網(wǎng)革命的頭班車。
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，互聯(lián)網(wǎng)發(fā)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，改變了我們人和消費的關系、人和商品的關系、人和服務的關系、人和金融的關系，從去年開始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系。
在全球制造業(yè)產能過剩的背景下，中國又出現(xiàn)了中產崛起和供需錯配。吳曉波頻道在很長時間里是新媒體領域傳播新中產者、消費升級的一塊重要陣地。我們所呼喚的、所關注的商業(yè)模式，都跟這部分有關。
同時，瞭望未來，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，看到了新能源革命、材料革命、基因革命等等，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增長，發(fā)生著重大的應和。
你看，所有的這些變化，好像一個國家、一個人不斷往前走的過程中，老天爺在幫你。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的話，1978年以來，如果有個“上帝”的話，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。大家說對不對？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幸運，生活在一個好的商業(yè)時代。
所以說，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。十年前我在寫《激蕩三十年》的時候，曾經寫下這樣一句話：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，萬物肆意生長，塵埃與曙光升騰。江河匯聚成川，無名山丘崛起為峰，天地一時無比開闊。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。
向他們致敬
四十年的中國改革，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，這些社會階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向哪些人致敬呢？
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農民工。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，一個階層一個階層地向下鄙視，可能在眾多階層中農民工處于鄙視鏈的最底端。但是你要讓我致敬的話，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，2.3億農民工。
中國的農民，在改革開放初期，通過聯(lián)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。但是他們要進入城市的時候，發(fā)覺這個國家的戶籍制度有各種各樣的限制，然后他們退回去，洗腳上岸創(chuàng)辦了中國的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。中國城市化以后，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城市，付出他們的勞動，今天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。
今年年初，我曾到上海去參觀一座大樓，632米的上海中心。上海中心的負責人給我講了一個故事，說我們這里有一個安徽的農民工，磚瓦工，參與建造這座上海中心。建完的時候，他老家的未婚妻來找他，問他這兩年在上海干什么？那個小伙子說，我明天帶你去看一個地方，然后他們就到了浦東陸家嘴。
站在馬路對面看著600多米的大樓，那個小伙子對他女朋友說，這個樓是我建的。但是，我沒有錢帶你進這個樓，里面的東西沒有我買得起的，可是沒關系，在這棟樓最高的地方，我刻了你的名字。
這是一個很殘酷的浪漫故事，對吧？他就是一個大忽悠�？偨浝砀抑v，上海中心的頂樓，刻了8000人的名字，就是這些農民工的名字。所以，第一個需要致敬的是付出了他們的血汗，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這些人。
2016年，我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叫《我的詩篇》，當時得了上海國際電影節(jié)的紀錄片大獎，去年還曾請過幾位工人詩人來到我們的年終秀現(xiàn)場。我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很多我的朋友，吳曉波頻道的讀者，大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持過《我的詩篇》的拍攝和播映工作，在這里謝謝大家。
在座各位里有當老板的嗎？對他們好一點，好嗎？年底到了，千萬不要克扣他們的工資。
第二個需要致敬的群體，他們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，但是仍會被我們鄙視——說1個億還是一個小目標——這是我們第二批需要致敬的人，叫做企業(yè)家。
（中國企業(yè)家譜系高清大圖，請看今日三條）
在1978年以前，大家在這個270度環(huán)屏上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存在的。1978年以前的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(yè)，今天多少呢？2000萬。中國今天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(yè)的社會主義國家，這是在社會主義歷史上從未發(fā)生過的事情，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。
他們在過去幾十年里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，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。很多人覺得，這一撥人，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。我接觸過他們當中的很多人，一開始我也覺得，你們?yōu)槭裁匆浬�，為什么要做企業(yè)，因為愛錢。沒有一個企業(yè)家說我不愛錢的。
但是你可以發(fā)現(xiàn)，這些熱愛金錢的人，把企業(yè)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，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都跟日常消費沒有關系了。他們在相當?shù)囊饬x上承擔著社會責任，解決了幾十人、幾千人、幾萬人、幾十萬人的就業(yè)，這些就業(yè)者的背后就是幾十萬的家庭。
這些不確定的冒險，改變了中國一個個產業(yè)，一座座城市的面貌。所以這些人的出現(xiàn)，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(xiàn)的制度環(huán)境，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。
第三個需要致敬的群體，大家看到可能覺得很奇怪，是我們的地方干部。
這一部分人，在今天其實挺郁悶的，甚至很多關于中國改革史的文章說，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是什么呢？是人民崛起的結果。在人民崛起的過程中，有一些被革命者，一些被改革者，他們是誰呢？就是我們的地方干部。
一開始我也是這么想的，但是今天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回望四十年，這部分人，同樣是需要我們致敬的。
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，這個詞是我們的一位老前輩張五常在他的《中國經濟制度》書中第一次提出來的。他說你到歐美國家去，只要是有點知名度的人，一個地方的市長、州長都能夠接待你，花半個小時聊一聊。而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、市長市委書記，忙得跟狗一樣。
所有的縣委書記、市委書記，就是董事長。所有的縣長、市長，就是總經理，他們跟我們做企業(yè)一樣，背著KPI，我們有營業(yè)收入、利潤率、凈利潤，他們有GDP、財政收入。所以張老師說中國的情況是，每一個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作公司一樣來經營，所以他說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。
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子叫謝高華，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——義烏當過縣委書記。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，但你在中國地圖上看，要找一個地方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，打死都不會想到義烏，那個地方交通不好，旁邊也沒有什么產業(yè)基礎，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。為什么它今天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呢？
沒有什么道理，1980年代初，就是這個小老頭，在全中國所有的縣里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。然后下雨、下雪，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，怎么辦？搭一個棚吧。這個棚搭起來，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。
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。所以有的時候你會覺得很有趣，到中國的一個縣、一個市里去，你問他們市長是誰啊，有很多人不知道現(xiàn)在的市長是誰，但是會記起十年前、二十年前，甚至三十年前某一個人的名字。
就是這些人，決定性地改變了一個地區(qū)的經濟面貌。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、州長大得多的權力，但是同時他們的創(chuàng)新、他們的努力也需要比歐美的市長、州長承擔更大的責任。對謝高華來講，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本身就是違法的，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干這些事情的。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博的地方干部改革者。
第四個需要致敬的群體，是很多今天來到現(xiàn)場的朋友們，包括很多收看我們直播的朋友們，他們的名字叫做創(chuàng)業(yè)者。
如今中國每一天有多少個企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？一百個、一千個？是一萬個，中國每天有一萬家企業(yè)創(chuàng)業(yè)，今年誕生了360萬家的新注冊的企業(yè)。但是很遺憾，它們中的95%會在18個月內死掉。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多年輕人創(chuàng)業(yè)的國家，同時也是創(chuàng)業(yè)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。
我在講課的時候，常常有人質疑我這件事情，說吳老師這個東西是不道德的，那么多人創(chuàng)業(yè)那么多家死掉，消耗了那么多的資源。
于是我問他們，你看這些創(chuàng)業(yè)者中，有哪些人因為創(chuàng)業(yè)自殺了嗎？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，因為失戀、抑郁、欠債自殺，有因為創(chuàng)業(yè)而自殺的嗎？沒有。所以這些人，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，拿著自己的時間，在創(chuàng)業(yè)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。這一部分人，也是我們需要致敬的人。
四十年以來，中國是一個不斷追趕世界的國家。
我專門找出了一些照片，這是1917年的照片，飛星汽車廠——中國現(xiàn)代化歷史上的第一個汽車廠，當年一個法國人在上海建的。汽車是什么時候誕生的呢？1886年，奔馳同學發(fā)明了汽車；1908年，福特發(fā)明了T型車；到1917年，美國已經自稱是一個車輪上的國家時，中國才有了第一個外商獨資的汽車工廠。
到1931年的時候，張學良在東北開始造汽車，但是很可惜，很快被九一八事變打斷。到了1957年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之前，毛澤東說，我們必須要能夠自己造一輛汽車，于是1958年中國有了一輛自主研發(fā)的汽車，叫做紅旗轎車。
1983年，我們有了桑塔納。到了2009年的時候，這個是中國工業(yè)史上一個極其光榮的時刻，中國的汽車產銷量達到1630萬輛，超過了美國，成為全球第一汽車制造大國。一百年時間里，經歷了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戰(zhàn)，戰(zhàn)后的經濟發(fā)展，都沒有一個國家的汽車產銷量超過美國。
汽車是工業(yè)制造皇冠上的一顆明珠，2009年中國汽車產銷量超過了美國，到今年我們的汽車產銷量從1600多萬輛增加到2900多萬輛。但是接下來會到3500萬輛，會到5000萬輛？不是，汽車在后工業(yè)時代，在工業(yè)4.0時代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。
2015年，全中國、全世界都開始賭新能源汽車。今年，北京有一位同學已經開了一輛無人駕駛汽車到二環(huán)去逛了，交了罰款，很得意地發(fā)了一條新聞稿。到2020年，新能源汽車將量產化，到2030年，無人駕駛汽車將量產化，一百年來，從一輛汽車例我們就可以看到發(fā)生的無數(shù)變化。
林肯是我們這一次年終秀的贊助商。這家企業(yè)過去的幾年里，在中國地區(qū)的銷售量不斷增加。他們進入中國以后所處的這個時代，并不是1983年桑塔納所處的時代，也不是1990年通用進入中國所在的時代，他們是一個后進入者。我們看到他們的用戶出現(xiàn)了這些特點，叫做展現(xiàn)自我風格信念、重視生活體驗與感受、關注人文底蘊與精神，這是他們進入了一個新中產時代的結果。
所以，每一個商品、每一個企業(yè)，在這個國家的四十年中，獲得成功的因素都是不一樣的。早年的時候，可能是滿足了某一種短缺的需求，但是在今天，所有的商品全都過剩，所有的差異化全都被抹殺，這時候你需要用什么東西才能觸發(fā)購買。不僅是林肯，也是很多中國公司需要面對的問題。
今天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叫做靈山·梵宮，20年前它就是太湖邊的一塊稻田。太湖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污染非常嚴重，是整個中國東部地區(qū)綠藻豐富度最高的水域。所以，它周邊地區(qū)的工廠全部拆遷，農田不允許向太湖直接排污。
然后有人開始在這里做旅游，建了一尊佛——靈山大佛。如今這個地方每年都會接待幾百萬的游客。拈花灣的這些場景，在十年前、二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，為什么它們能夠出現(xiàn)，是因為整個中國中產階層的收入、需求、消費發(fā)生了重大的變化。
四十年來，這個國家的經濟面貌不斷改革，而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也發(fā)生了重大的變化，甚至，每一個企業(yè)在這個國家能夠存在的模式，也發(fā)生了很大的變化。而這些變化的背后，會有很多的苦難、很多的焦慮、很多的寂寞，需要無數(shù)的付出。
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了，我記得我二十多年前大學畢業(yè)的時候，進入工作崗位，很多前輩比我大十來歲，他們是誰呢？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第一批高考的大學畢業(yè)生，也就是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的這一撥人。
如今我經常會接到一類電話，說曉波你來看看我，干嘛？我要退休了。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，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。我簡單算了一下，差不多，78年以后，四十年，他們當年二十來歲，所以這一波人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的時期。
再過五年、十年，又有一代人會退休，然后80后、90后、00后會不斷地崛起。在這樣一個過程中，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：我跟這個時代有什么關系？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？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？
在《激蕩十年，水大魚大》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：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，它只是磨煉我們，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。有人嘆息青春散場，歷史已經結束了，要寫回憶錄了。但是可能今天更多的人開始吟唱：世界如此之新，一切尚未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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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12月30日 靈山·梵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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